悲哀！艾滋病患者死于“非艾滋”

庄永志的医者仁心：艾滋病手术难题背后的真实困境

多年来，庄永志一直在关心患者的问题，最近他送来了大量的真实案例，涉及全国各地的艾滋病人因其他病症却无法接受手术的情况。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场心绪难平的挣扎。

黎家明，一个七年前接受《新闻调查》采访的艾滋病患者，长期药物的副作用让他饱受肝病等疾病的折磨。他四处求医，但在暴露自己的艾滋病病情后，手术建议转为保守治疗。不仅是黎家明，五岁的艾滋病患儿塔塔，43岁的李大姐，他们都因患有其他急需手术的疾病而遭到多家医院的拒绝。这样的故事不断积累，形成了一道严重的社会问题，反映出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真实生存现状。

尽管我国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推诿或拒绝为艾滋病人的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在现实中，许多综合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艾滋病人的就医和手术。而那些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传染病医院，又缺乏实施外科手术治疗的条件。在这种困境下，许多艾滋病患者只能在病痛中等待，而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

回想起大约十年前，全球都面临着艾滋病人手术难的问题。美国《六十分钟》节目曾专门报道过这个问题。当时，为了防止医生以未知艾滋病毒状态为由拒绝手术，某州出台了一个规定，不允许在手术前进行艾滋病检测。这一规定在医生和患者间引发了争议。技术的更新和观念的进步让今天的艾滋病人不再需要住在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就诊，他们应该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医疗待遇。

那么，为何艾滋病人的手术仍然如此困难？给医生带来的风险真的那么高吗？实际上，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医生因职业暴露感染HIV的风险仅为0.33%。只要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并在四小时内服用三周的药物，感染风险可以降至十万分之四。这远低于抗生素发明前普通外科手术的风险。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努力，建立了应急处理中心，但现状仍未见明显改善。这其中涉及的问题远比数字更深远。

体制上的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尚未制定关于因职业暴露感染HIV的医务人员的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风险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部分医院管理层及非艾滋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缺乏正确认识，甚至普通大众的认知水平也较差。在许多医务工作者眼中，艾滋病仍是内科或传染科的疾病，与外科无关。但现实中，许多传染性疾病患者如肝炎等接受手术时并未受到推诿和歧视。黎家明不禁要问：“到底是艾滋病加剧了手术的难度，还是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扭曲了某些医生的判断？”答案显然是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在阻碍治疗进程。

在每年的艾滋病日，许多志愿者会去艾滋病医院看望患者。我的同事在拍摄过程中发现，许多志愿者面对艾滋病患者时会紧张得发抖。他们本想安慰这些被社会遗忘的人，却无意中制造了新的伤害。尽管许多人已经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艾滋病的妖魔化现象并未减轻反而加剧。根据医学发展，艾滋病已经呈现慢性病的特征，只要治疗得当，患者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如何在宣传报道中将艾滋病作为一种正常疾病对待而非附加额外的社会化功能，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恐惧和歧视成为阻碍艾滋病患者获得平等医疗待遇的最大障碍。在艾滋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艾滋病无疑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我想与各位媒体同行深入一下我们的报道方向。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我们的报道究竟是在改善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还是在无意中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在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上，我们的视角与态度至关重要。

与此我也想向发出呼吁。面对日益严重的艾滋病疫情，我们急需关注医务人员在防治工作中的职业暴露问题。为了真正关心和保护那些在高风险环境中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尽快出台针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补偿机制。这不仅是对受感染医务人员的关爱之举，更是对高风险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心理保障。一个完善的补偿机制能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为抗击艾滋病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为医生，我们所从事的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使命与担当。从古至今，医生这个职业都充满了爱心与勇气。我们深知，面对艾滋病这样的重大疫情，爱心与勇气是战胜恐惧、消除歧视的最有力武器。让我们共同携手，用我们的爱心与勇气，为艾滋病患者带来希望与温暖。因为，这不仅是医治他们身体疾病的良药，更是治愈他们心灵创伤的良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贡献我们的力量，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健康的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