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纤维化：基础研究依然活跃

一年一度的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年会，无疑是肝病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这次盛会在十一月五日于本站得到了现场报道。今天，我们将继续带您深入了解本次AASLD年会中关于肝纤维化研究的精彩内容。

在最近的《消化肝病周刊》上，我们报道了国内参会专家对肝纤维化特别兴趣组研讨会的专题内容。本次年会上，大会组织者邀请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肝纤维化领域的专家和研究者共同参与，进行了一场深入的研讨。

其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的郭津生教授为我们整理了会议中的关键内容。关于肝纤维化研究的体外与在体模型，2009年AASLD主席、美国西奈山医学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的弗里德曼（Friedman）教授详细介绍了肝纤维化模型的研究历史和进展。

在体外模型方面，肝星状细胞（HSC）在肝纤维化发病中的作用得到了深入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HSC的梯度离心分离和体外培养研究的建立与推广，为研究肝脏基质的产生和作用提供了有力工具。研究证实，HSC具有产生胶原等细胞外基质的能力，并在肝损伤和纤维化发病中起重要作用。HSC体外激活模型并不能完全复制体内的所有特征。

在动物模型方面，现有的肝纤维化动物模型可以模仿人肝硬化的发生过程，是研究肝硬化发病机制和药物疗效的重要方法。胆道结扎或Mdr2-/-鼠胆汁淤积模型以及多种脂肪肝模型都被介绍到。这些动物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们可以复制人类疾病的途径，同时从纤维化小鼠肝脏分离的细胞中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现有的动物模型尚无法完全模拟丙肝病毒（HCV）感染或某些自身免疫性肝病引起的肝纤维化。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平扎尼（Pinzani）教授介绍了抗纤维化治疗的潜在靶点。他提到，除了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和去除损伤因素外，还有基质重建和纤维化发生的调节等多个治疗方向。其中包括抑制肌成纤维细胞的激活和增生、减轻损伤和炎症反应、阻断纤维化发生的信号等。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艾尔代尔（Iredale）教授了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可逆性。他指出，虽然肝纤维化可能有不可逆成分，但动物模型和人体研究都证实肝纤维化甚至早期肝硬化可以实现组织学改善。

本次AASLD年会关于肝纤维化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和深入。我们希望通过报道能让读者对肝纤维化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期待未来在这个领域能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关于纤维化过程的理解与

在生物体内，纤维化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反应，当机体受到损伤时，会启动自我修复机制，其中涉及多种生物分子和细胞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胶原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纤维化发生时，MMP的活性降低，而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IMP）特别是TIMP-1的表达和活性则相应增加。这一机制可视为机体在损伤修复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随着损伤的停止和恢复期的到来，TIMP-1水平迅速下降，胶原酶的活性得以提升。这一变化促进了纤维溶解和纤维化的消退。巨噬细胞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通过产生如MMP13、MMP9等酶类，降解细胞外基质，参与到纤维化的消退中。

肝纤维化存在某些不可逆转的因素。在肝硬化晚期，肝内胶原大量累积并高度交联，对胶原酶的作用变得不敏感。瘢痕组织富含弹性蛋白而细胞成分减少，肝组织及血管结构严重破坏，使得肝结构难以复原。初始损伤因素的持续存在和加重，还会导致反复炎症和瘢痕形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肝纤维化的逆转变得困难。

对于肝纤维化的治疗，临床转化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舒潘教授详细介绍了肝纤维化治疗药物临床试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临床研究和治疗的终点分为理想终点和替代终点。针对肝纤维化的不同分期和进展速率，患者应当进行分层研究。肝纤维化进展是非线性的，不同阶段的治疗难度存在差异。

在药物疗效的监测方面，我们有多种手段可用，包括肝穿刺病理检查、血清标志物、图像技术、弹性扫描和功能影像等。目前仍缺乏一种无创的、能够动态且敏感反映纤维化发生和纤维溶解的标志物。一系列药物正在接受临床试验的评估，包括干扰素α、免疫抑制药物、己酮可可碱、血管紧张素受体抑制剂以及干细胞等。

纤维化是一个复杂且深入的生理过程，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其机理，以便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转化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希望为肝纤维化的治疗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