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艾滋病感染病史

上世纪90年代，鄂西北的均川镇，生活窘迫的农民们纷纷外出卖血，其中一些人却遭遇了不幸，被艾滋病魔缠身。镇上的夏治华医生告诉我，艾滋病妇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在这个抗击艾滋病的战场上，农村妇女的感染率正在逐年上升。在我造访镇医院的艾滋病人“温馨家园”时，夏医生告诉我，大约每100名艾滋病患者中，就有42-43名是女性。而且，妇女感染艾滋病极易引发母婴传播，使得这个群体的情况更加严峻。

经过夏医生的引荐，我有幸与六位艾滋病妇女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尽管她们身患疾病，但她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大方地分享自己的故事，毫无忌讳。

本珍是其中的一位，她今年35岁。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她透露，1993年至1994年间，为了改善贫穷的生活，她和其他村民一起卖血。那时，她只有17岁，刚刚出嫁。生活的压力和贫困让她走上了卖血的道路。开始她是在正规医院卖血，但后来，为了更高的利润，她选择了黑市卖血。她描述道：“黑血头只要血浆不要血清，血浆摇下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输给我。我也不懂，还以为这是好事。”就这样，她一天输几次血，一次抽2-3袋血，一袋卖20元。最终，她不幸染上了艾滋病。她深感后悔，说：“如果早知道卖血会染病，无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去。”

远芹也是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她说自己只卖了一次黑市血就被感染了。那时因为贫困，村里的女性纷纷选择卖血来赚钱。她们至少10人是因此被感染的。远芹表示：“我原以为卖血没事，现在才知道后果如此严重。”现在，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社会歧视。

菊花和德玉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菊花患有坐骨神经病，是个残疾人，由于家庭贫困和丈夫也是艾滋病人等原因，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歧视。德玉则感到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尽管和社会给予了他们关怀和支持，但他们仍然面临着社会歧视的压力。

这六位艾滋病妇女的经历令人心痛。他们不仅承受着疾病的痛苦，还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和压力。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艾滋病妇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每逢新春佳节，我丈夫总会前往妹妹家拜年，然而今年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冷漠。妹夫竟连门都不开，他们一家人索性驾车前往我家，只是在场子上稍作停留，寒暄几句，将礼物置于门口，未曾踏入屋内便匆匆离去。这一幕令我倍感失落与愤怒，也让我下定决心不再登门拜访。

更令我痛心的是，我的儿媳对我似乎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自从他们结婚后，便与我鲜有联系，连电话也未曾打过。当我抱着小孙子的喜悦想与他们分享时，却遭到儿媳的冷眼相待。她甚至不让我接触我的小孙子，连小孙子的衣物都不准我触碰。每当孙子靠近我，她便会责怪甚至体罚孩子。

我的丈夫以杀猪为生，过去在村里人缘极佳，村民们都乐意找他帮忙屠宰。自从我们夫妇相继生病后，这一切似乎都变了。村民们的态度变得冷淡，甚至我的婆婆在杀猪时也不再找我丈夫帮忙。这一切令我深感世态炎凉。

村里的一位老书记却始终保持真诚与关怀。他读过报纸，了解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他知道除了血液、母婴和性生活外，其他途径的传染几率微乎其微。他依然与我们保持往来，不仅请我们参加他家的年猪屠宰活动，还邀请我们品尝美味的血花汤。他经常通过电话邀请我去他家游玩，提议我们一起打牌娱乐。他明白我经济拮据，便提议我们只玩不赌钱的牌局。他的善意与理解让我深感欣慰，真正有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

在这充满喜庆的节日里，我经历了人间的冷暖，但也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情与关怀。这一切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