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频频自杀背后的“心理疾患”

   日子难过、生不如死，大家一直以为是穷苦百姓才有的事。可到了岁末时节，官员的日子也难过起来，甚至非常时髦地、跟着一股风似地选择自杀，让人好生诧异。

    2009年1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江苏省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启明从家中阳台坠楼身亡，疑似自杀。后当地警方确定为“不慎坠楼身亡”。而在此前的12月21日，48岁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开会期间,割腕自杀于下榻的酒店。就在最近一个月内、经媒体公开报道自杀的官员还有：河北慰县教育局长葛祥、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兰州市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如果把平民百姓比作“小鱼小虾”的话，那官员一直是重量级的海中“鲸鱼”。可是现在，鲸鱼居然成群结队地玩起自杀游戏，那还让鱼儿虾儿怎么活？莫非，这些“鲸鱼”看上去挺庞大挺威风，私底下的日子真的比“小鱼小虾”还难过？

    因为前段时间创作反腐小说《国色》，开篇就写到了官员自杀，为此，我不仅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而且对一些机关干部进行调查了解。当然，也结合了二十年来自己对官场一些问题的考察和判断。

    我认为，官员的自杀首先应该放在中国公民自杀率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科学考量。去年底，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每年有大约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即每十万中国人中每年有二十二人轻生，估计还有每年不少于二百万人自杀未遂。公布了他们7年的调查结果：自杀已成为中国全部人口第五位、15至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因。院长曹连元综合这些调查数据指出：“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据悉，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依次为：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当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在国内，许多自杀者并没有精神疾病，其自杀是在遇到强烈人际关系冲突之后迅速出现的冲动行为。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因为其问题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有严重精神疾病；全国的综合医院每年有200万急诊自杀未遂病人，但在其急诊治疗期间接受过精神科评估或治疗的不到1％。而在国外自杀案例中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达90％以上。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由于中国人口的自杀率本身就非常高，达到23／10万，因此，官员自杀的比例并没有高出普通老百姓的比例。只不过，因为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衣食忧、吃香喝辣的“食肉者”形象，他们自杀的比例再不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意外和惊讶。

    其实，官员自杀的原因也和普通百姓一样，主要还是缘于心理上的疾患，缘于精神抑郁，觉得自己生命质量低、压力大，既然已经生不如死，干脆选择自我了断。${FDPageBreak}

    所不同的是，官员自杀还与自己所处的工作岗位和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关，因而可以分成这样几个类型：

    其一，情感型抑郁

    指的是因为官员的婚内、婚外情矛盾而引发的。有的官员一直高高在上，过于追求完美，一旦发现自己的配偶有婚外恋行为，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如果是普通百姓，还可以以离婚等方式来解决，可是由于他或她是地方上的高官，离婚会带来严重的负面舆论影响，由此而使自己的情感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危机之中。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严重的情感型抑郁。据我了解，某地一名市长，就是因为得知自己的配偶有了婚外恋后，几次三番争吵，最后选择跳楼自杀的。虽然这名市长以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自己配偶负情的抗争，对自己命运的抗争，但确实也是不值得的，这就是严重的心理疾病。

    还有一种情感型抑郁，主要是被婚外情所迫。现在官员包二奶成风，而二奶也往往成为官员政治生命的杀手锏和掘墓人。这些二奶开始傍上官员时只是想得到一些好处，后来时间长了，尝到甜头了，便不断开出更高的价码，迫使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贿赂，让官员处于危险的政治状态中。再有就是，二奶最终爱上了官员，迫使官员与妻子离婚，而官员为保住名声，始终不愿这么做。在二奶的感情逼迫下，这类官员最后就选择了自杀。（当然也有不选择自杀的，那就是干掉二奶，来个鱼死网破，典型例子有二：一是济南市人大原主任段义和派人炸死二奶；二是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二奶并将其肢解。）

    其二，工作型抑郁

    通常官员自杀后，都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舆论，因为老百姓总认为他们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其实这种猜测很可能是误解，是片面的。因为，很多官员还是积极工作、秉公执法的，他们未必个个都有贪腐问题。有的人因为工作压力大，担心工作做不好，时间长了，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和抑郁症状。比如，去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之后，震区多位官员自杀，包括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绵阳市政府办处处长何宗华等等。2003年安徽的阜阳毒奶粉案曝光之后，众多的奶粉产地经调查是福建福鼎市，该市检局局长翁华铭的自杀，被认为是与此有关。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跳楼自杀，身亡留下的遗书写有身体状况很差，不能胜任工作有很大压力，已经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特选择离去等内容。

    其三，畏罪型抑郁

    不容怀疑的是，的确有很多官员的自杀，是属于畏罪自杀。其实，畏罪自杀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属于心理上受到高压后产生的一种极度抑郁。现年57岁的乌小青，系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进修学院院长、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厅级），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于2009年6月9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被逮捕后羁押在市第二看守所。11月1日，该案进入审查起诉程序。11月28日12时31分，被羁押在市第二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乌小青留下遗书后，趁同监舍被羁押人员午睡之机，避开监控录像，用棉毛裤裤腰绳，在内监门处上吊自杀。

    同样是厅局级官员畏罪自杀的还有：江西省上饶市委原书记余小平、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等。

    畏罪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等。而在北京跳楼自杀的山西省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也被认为涉及某案件而自杀。${FDPageBreak}

    其四，保护型抑郁

    不为常人所知的是，许多官员的自杀，其实并不全是畏罪，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反腐败的最后结论都必须完成于严格而丰富的证据之上。在纪委、检察院等反腐职能机关查处案件过程中，不仅要有足够的物证，还需要有双方吻合的口供，在形成证据链后才能定罪，让贪官服法。贪官当然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当他们案发被查时，他们马上意识到，一旦被查实，多年来依靠权力换来的巨额赃款就会被没收，搞得最后人财两空、身败名裂，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舍卒保车，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金钱的拥有。只要自己不在世了，反腐机关就很难定案，多年来收受的款项，最后就能顺理成章地让家人特别是子女合法继承，所谓“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就是这个道理。

    再有就是，当贪官自杀后，反腐机关也不可能会从他口中获得案件的更大突破，挖出他背后更多的贪官，“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反腐成果也不太可能出现了。从而，也保护了自己的腐败上司、同事、下属等一干贪腐官员。特别是当这些腐败上司被保护了之后，他们也会从心底里感激他以死相救，在他自杀后，通常会以种种方式报答他的家人，与他们一起共享腐败。

    其五，综合型抑郁

    当然，现实生活中单纯某一种抑郁症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对腐败官员来说，通常是几种症状夹杂在一起。即便是因为感情问题自杀的，也可能多少会掺杂着腐败问题。许多贪官自杀，属于综合以上各种类型的，即患上综合型抑郁而自杀。正因为此，我在新作《国色》中安排了公安厅处长师毕节跳楼自杀的细节，除为了设置整部小说的悬念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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