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摧残人的方法：单独禁闭

　　要摧毁一个人，方法很多，然而最简单，也是最摧残人的或许就要数单独禁闭了。剥夺掉他们有意义的人类联系，心身健康的囚徒回来之后恐怕也要了。（在禁闭期间），他们体验强烈的、妄想、、失忆、幻觉以及其他认知扭曲。精神病学家将这一组病症称为SHU综合症，病名取自许多超级监狱内禁闭间（Security Housing Units）这一名称的首字母。然而，对于囚犯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体验的表述更为直接，称之为“活死人”，“灰箱”，或者是“生活在黑洞中”。

　　六月，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宪法、民权与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斌（Richard J.Durbin）的领导下，召开了第一此单独禁闭国会听证会。这一领域的吁请者和专家受邀参加此次听证会，就惩罚性隔离导致的心理、伦理、社会以及经济问题提交证词。这其中，就有安东尼•格拉芙（Anthony Graves）。因为法院错判，格拉芙被监禁在德克萨斯州的死囚牢房长达十八年之多，且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格拉芙将自己的隔离经历描述为一种“情感折磨”。罪释放两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身陷于被隔离的状态：“我生活于当今世界数百万人群之间，但大部分时间我仍然感到自己是孤独一人。因为孤独，我在夜里独自痛哭。我多么想挣脱，但又无能为力。”

　　我们一般会认为单独禁闭是为那些“人渣中的人渣”准备的，也就是那些被证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与一般人群共处的暴力囚徒。但事实是，一名囚犯如果没有返还餐盘，或者是持有违禁品——而违禁品从武器到香辣墨西哥玉米片，无所不包——就有可能被送往“黑洞”。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二名囚犯被关进各种形式的“限制房”（单独禁闭室的暗语）。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全国监狱、拘留所、青少年犯罪拘留中心隔离间的不断扩建，这一数字已经在不断增加。鉴于所有囚犯中95%的人最终会被释放，而这些囚犯在释放前很少会有过渡期或者是接受相关治疗，因而单独禁闭可能会成为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在向参议院下属委员会的陈述过程中，我引用自己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单独禁闭的不合理性。现象学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描述事物现象来揭示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的结构。现象学不在于尝试证明一整套客观事实，而在于追踪处于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完整情景下的个体对呈现于他面前的这个世界进行有意义体验的过程与方式；不在于说明事实是不重要的，而在于说明事实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只有它们被处于更广泛环境或范围内的个体所体验时才变得有意义。然而，当这一环境或范围被缩减至五十四英尺大小的牢房这一空间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以下是精神病学家斯图尔特•格拉希恩（Stuart Grassian）一九八二年在沃泊尔监狱十区通过采访囚犯获得的证词：

　　我曾经陷入心理上的停顿状态——记忆力衰退。我十五天没有说话。听力出现问题。你看不见任何东西——如同一般——一切都被隔绝在意识之外——失去方向感，意识模糊。有人说他快要出去了吗？我觉得我现在说的话是对的——我也不清楚。我想我是在胡言乱语——彻彻底底的停顿。

　　我好像看见有东西在运动——在我面前移动得相当快。然后好像他们在你的背后搞什么——看不太清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刚才是不是有人打我？几个小时我都在这样想。

　　融化了。监牢的一切都开始移动。一切都变得更加黑暗。你觉得你正在失去你的视觉。

　　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阅读……你的大脑被麻醉了……有时候无法理解我认识的单词。思维淤塞，不得不去想另外一个单词。记忆在流失。你感觉你正在失去什么东西，而你所失去的将无法得。

　　被剥夺与他人的日常交流，并切断与多元多变世界的开放体验，很多囚犯都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被单独禁闭的囚犯可能会失去什么，以至于无法复得？

　　被关在控制间的囚犯或许饮食充足，禁闭条件也符合乃至超出法庭规定的人道待遇的临界值。然而，将其他生活着的生命排除到他们居住的空间以外，甚至失去接触他人或者是被他人接触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威胁到对象的身份认同。单独禁闭的问题所在不仅仅在于它剥夺了囚犯她的自由。我们的监狱制度已经给囚犯造成了这样的伤害，同时，取决于我们对正义与惩戒的看法不同，剥夺人的自由或许有它的合理性。然而，旷日持久的隔离却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永远都不可能是合理的。这是本体的（ontological）伤害；它违反了我们关系存在（relational being）的基本结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每次当我听到一个声音，然后看见另外一个人目光投向发出声音的来源时，我就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确认我所听到的声音是真实的，而不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每次当某人绕过桌子而不是穿之而过时，我就收到一个不言自明且通常是极不起眼的信息，即这张桌子是存在的，而我自己对这张桌子的这种认知与他人共享契合。当接收不到这些明确的确认信息时，我通常可以问别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需如此，因为我们的体验已经与其他许多生活着的，思考着的，着的生命存在的体验互相交织在一起，这些生命存在从他们独特的角度感知我们这个相同的世界。这样一个视角的多重性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络，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在他人怀疑我对“这些事实”的解读的情况下，支撑着我们自有体验的一致性。这些事实（的可靠性）有待探讨，是因为首先在我们这个共同栖住的世界上，他人与你至少都认同有些东西是未被确定有待探讨的。

　　通过单独禁闭，我们将一个囚犯隔绝开来，这同时剥夺了他身份认同的两个条件：一是他人（对我们体验）的支持，这对我们感知世界体验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二是他人对我们体验的质疑，即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自有解读，而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人类对事物产生有意义的体验，这两点都是基本要素，而这对于破坏法律，因而违背了社区（community）内他人信任的囚犯来说尤其重要。如果我们真心想要我们的监狱成为一个改造与转变犯罪者的所在，那么我们必须让他们置身于一个合宜的情景，以保证他们有机会并且有这个义务向他人解释自己，修复遭到破坏的相互支持的网络，并且提供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以创造在这个世界的意义。

　　我们把囚犯们隔离在禁闭间，极少顾忌他们的想法。在禁闭间，他们不被容许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创建与维持一段与他人有意义，可支持的关系。为了正义，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终止单独禁闭在这个国家的滥用，并将数以万计的如今被隔离的囚犯带回到这个世界，虽然荆棘重重，但这却是相互有益的伟大事业。